被灌酒遭受性侵，劝受害者“别喝酒”的人怎么想的？

8月7日，多社交媒体平台曝出阿里女员工在出差的酒局中，被灌醉后遭客户猥亵、疑遭上司性侵。在人们义愤填膺于职场权力不对等下的性骚扰时，仍有声音仅仅强调女性不应参与酒局，不应“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而没有反思危险从何而来，回避是否真的可行。

这种在性别暴力案件发生时只聚焦于女性“自我保护”的腔调，我们并不陌生。几年前，滴滴顺风车屡次出现恶性事件，公司做出的调整竟然是设立“女性宵禁时间”，将施暴方的问题，转移成了对女性出行空间的压缩。

无独有偶，2018年，澳洲发生多起女性夜间出行遭遇男性暴力的案件。一位警官曾发表公开声明，鼓励女性关注自己的人身安全，随身携带手机，注意周围环境，以减少自己遭受男性暴力的可能性。

2018年6月，澳洲的一名女性Eurydice Dixon在晚上步行回家的路上不幸被陌生男性奸杀。

民众聚集在一起为她哀悼，用蜡烛点亮黑夜。

（图源：搜狐网）

然而，其中一位受害者的父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不会把注意力放在复仇上”，他呼吁人们做出改变，以确保女性晚上独自行走的安全。

当地的州总理也建议男性应该改变他们的行为，减少对妇女的暴力，而女性应该继续她们的日常活动。

（图源：《每日邮报》）

恶性事件频发，

谁来为女性受到的暴力埋单？

2004年，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人口健康学院的Fanslow和 Robinson的研究表明，新西兰有大约12% 到 17%的女性受到过陌生人或者熟人的暴力，39％的女性受到过男性亲密伴侣的暴力。2015年，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医学院的Jacques-Tiura等研究者的调查发现，北美有大约25％的年轻男性说他们强迫过女性进行性活动。

面对男性对女性的暴力，通常有上文展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建议——一种策略是建议女性采取措施，另一种策略建议男性采取措施。

以女性为目标进行干预的策略意味着男性暴力是不可避免的，而女性肩负着保护自己免受男性暴力侵害的责任。这可能反映了人们关于男性性行为的认知：男性有无法控制的性需求，也有权利在“自己不被‘尊重’”的情况下使用暴力。

当强奸案件出现时，提醒女孩“不要深夜独自出门”，“不要穿暴露的衣服”。当家暴案件出现时，告诉女孩“你听他的，他就不会打你了”，“你当然可以跑走啊，是你自己没有跑”。

大众媒体通常采用这种观点，认为一些女性在错误的时间把自己放在错误的地方，从而使自己容易受到男性的伤害。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要防止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女性有责任避免这种行为。

全棉时代的广告，因暗示女性化妆才引来跟踪、通过不化妆来解决问题，引发争议

（图源：微博）

另一方面，以男性为目标进行干预的策略，当然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男人都对女人施暴，或者所有的男人都要为“男人对女人施暴”负责。

但这种方式也有它的阴影：将男性描画成“潜在罪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反而可能成为一种“男子气概”的社会规范，含蓄地允许甚至鼓励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支配。

作为男性，你是否经历过和同龄男孩一起讨论女孩与性的时刻？

研究发现，在男性同辈群体中讨论女性、性行为和性同意的方式影响着男性的暴力行为。一些对女性实施性暴力的男性报告说，他们感觉到来自男性同辈的压力——“你要管教好你的女朋友，如果她不够‘乖’，那就是你不够‘man’”。正是这种压力要求他们实施暴行。

被指责“不够检点”的受害者，

遭受了什么？

在这些性别暴力案件中，许多受害者不是完全符合“小绵羊”“乖乖女”的传统性别印象的，而有部分人就因此觉得她们不够“完美受害者”，叫嚣着受害是她们的问题。

这背后涉及到了两种性别歧视：敌意性别歧视和善意性别歧视。

敌意性别歧视（Hostile Sexism）是指负面地看待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它将女性对男权社会的排斥(例如，女权主义意识形态、争取同工同酬的运动)视为对男性的威胁。从敌意性别歧视的角度来看，违反传统性别规范的女性应该受到惩罚。

这在网络事件中并不少见，当一部分女性选择不再隐忍、表达自己的遭遇时，都难免出现一些跳梁小丑的角色。

近日，微博博主@fiore花花 分享自己入住酒店时，凌晨3点房间遭陌生全裸男子侵入。经网友反馈，全季酒店房间门很容易出现关不紧的情况，也缺少提示音。

尽管如此，评论区仍然有人仅仅强调“睡觉锁门”，似乎受害者遭受的一切都是出于她们“不够谨慎”，被入侵房间是她们“活该”。

（图源：微博）

甚至有饱含恶意的评论“长得这么丑，不会有危险的”，这都是敌意性别歧视的体现。

善意性别歧视（Benevolent Sexism）指的是一种对女性的虽居高临下但主观上积极的评价，其特征是将接受传统的、刻板的女性角色的女性理想化。

善意性别歧视者认为那些支持男性统治和表现女性气质角色的女性(例如“处于困境中的少女”和“性贞洁”等)应该得到来自男性的保护和照顾。

这种情况可能没有那么显眼，却在我们的生活中更加渗透，甚至也不局限于男性对女性的观点。在林生斌刚公开自己再婚生子时，评论区不乏“如果是女方，不可能这么快走出来”的声音，从某种程度来说，一次又一次无谓地维护着贞节牌坊，将其认为是值得赞许的女性气质。

在家长里短中，也经常听到“你好好守着这个家，养好孩子，他还能不回来？”的说法。

性别歧视分为敌意性别歧视和善意性别歧视

（图源：slideshare）

性别与性别歧视，

会影响“如何解决性别暴力”的观点

2020年，格里菲斯大学的Jessica Brownhalls、Amanda Duffy、Li Eriksson，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Nickola Overall、Chris G. Sibley、爱丁堡大学的Helena R. M. Radke以及昆士兰大学的Fiona Kate Barlow共7位研究者在《Sex Roles》期刊上联合发表的一篇文章，调查了21937位参与者所抱有的性别歧视类型，自身性别和对于解决性别暴力方案的态度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的参与者年龄在18岁至97岁之间，大多数出生在新西兰，参与者均为顺性别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

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认为应当从男性层面避免性别暴力，双方的支持程度没有太大的差异，都几乎已接近上限。

另一方面，可能是女孩的“自我管理”：与男性相比，女性会更加支持以女性为目标的策略来避免男性暴力。

对个体而言，善意的性别歧视程度越高，敌意性别歧视的强度就越弱。

敌意性别歧视程度越高的参与者，越认为应该由女性来为性别暴力案件负责，由女性来防范性别暴力案件的发生。

而善意性别歧视程度越高的参与者，既会支持由男性来避免性别暴力，也会支持由女性来避免性别暴力。

过去的研究表明，当环境中敌意性别歧视程度高时，女性可能会接受善意的性别歧视。这意味着，女性改变自己的行为，将自己更多地塑造成传统的、刻板的女性角色，从构成威胁的男性群体那里寻求保护，以期减少敌意性别歧视。

例如，越是充斥着对女性主义者的攻击，女孩可能会选择把自己打造成传统形象，来迎合男性的喜好和保护。

事实上，这两种歧视是一体的：敌意性别歧视和善意性别歧视共同作用，维持了男性主导的循环。

它就像是创造了一个“狼会吃掉坏孩子”的故事，让所有孩子出于恐惧对自己加以限制、变成所谓“好孩子”。

这种恐惧甚至不止是对“狼”的恐惧，还有对舆论的恐惧。

在花花的事件里，时刻保持高度谨慎警惕、反复查看确认自身安全情况，是“好孩子”；忙于工作、不了解酒店门锁问题的女孩，是“坏孩子”。再往后说，“到处飞来飞去”、因为工作“独自住酒店”的女性是“坏孩子”；“不是时刻守家”、“有自己事业”的女性是“坏孩子”……

但这样的、通过让渡自身换得缩在父权保护下的“安全”，真的是女性想要的吗？

应该做的，是打倒狼，是所谓“坏孩子”不需要被定义，也有机会、有底气站起来反抗狼。

面对性别暴力，我们能做些什么？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为减少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做些什么呢？

1. 减少公众中的敌意性别歧视

这可以改善性别平等情况，提高人们对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负责的期望，减少对拥有或仅仅被认为拥有权力的女性的攻击。

白丝带运动等公共运动让男孩和成年男子参与反对男性暴力的运动，旨在通过关注同伴压力和男性规范来防止针对妇女的暴力，并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

白丝带运动发起人考夫曼博士培训中国白丝带志愿者

（图源：博客中国）

处理敌意性别歧视相关问题，可能会促进关于性别平等的讨论。如果我们要创造一个女性能在其中生活的社会，解决敌意性别歧视是至关重要的。

2. 挑战传统角色刻板印象

一方面可以促进对女性及其自主性的尊重，减少对那些遭受男性暴力的女性的羞辱。

另一方面，当男性与反刻板印象的女性（如职业女性）有正向互动时，他们会有更少的性暴力倾向。

3. 推行对性别暴力男性罪犯的干预措施

Duluth模型是一种法院批准的针对亲密伴侣暴力中男性罪犯的常见干预措施，它认为男性特权作为一种控制手段，促进了男性对女性亲密伴侣的暴力。

研究人员们提出，类似的计划可以扩展到所有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上。

（图片来源：Conference News）

本研究没有包括LGBTQ等性少数群体，也没有讨论女性对于男性的暴力问题，研究者也提出，在我们共同努力减少男性对女性的暴力的同时，也不要忽视那些遭受暴力的男性的声音。

性别歧视问题以及暴力问题需要整个社会努力改善，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审视自己的所想所做，减少性别歧视和暴力，也可以将性别平等、抵制暴力的观念传播给其他人。

在平等和谐的社会中，没有谁应该被暴力相待，也不该以“只保护符合刻板印象部分人群”的方式，去限缩整个群体的声音和生存机会。

本文编译自文章《Make it safe at night or teach women to fight? Sexism predicts views on men’s and women’s responsibility to reduce men’s violence toward women》。原文于2020年6月9日在《Sex Roles》期刊上发表。

文章地址https://doi.org/10.1007/s11199-020-01159-5

编译 | 董玮涔

编辑 | 杨奥 余涵萱 刘文利

排版 | 陈的宁

视觉 | 吴越轩

校对 | 颜露懿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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